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亚洲国家都曾受到日本的侵略，日本法西斯兽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人类的正义和公理受践踏，人类的尊严和权利被蔑视。然而，令人气愤的是，战后数十年来，在日本总有那么一部分人，置确凿的历史事实于不顾，总是力图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去掩盖或抹杀当年日本侵略军所犯下的罪行。战后，日本屡次删改历史教科书，企图以“进入”来代替“侵略”一词就是明证。对此，世界人民决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对或“无意忘记”或“有意涂抹”历史的人，人们还能期望他们能正确评价和总结历史吗？中国文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被掠往侵略战场的慰安妇》一书是由韩国挺身队研究所搜集整理的当年日本军队所强征的随军慰安妇的血泪回忆。它告诉人们，血写的历史事实，用谎言是无法涂抹和掩盖的。下文摘自该书，（韩）朴莲伊文，金镇烈、黄一兵译。
我是18岁的时候被抓去当了慰安妇，那一年是1938年。当时，在我们村子的朋友之间互相都传着这样一个令人动心的消息，说是到某个地方去就能够赚很多钱，可以吃好吃的东西，穿好看的衣服。
“能去那样的地方该多好呀！”
“我们也可以去一趟吗？”
当时那些生活得还不错的人家，也只能吃大麦饭，晚上做些粥。富裕人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我们这些穷人家了。正处于发育阶段食欲旺盛的我们每天都饿着肚子，穿得也很简朴。所以，那些能够出去干活的消息，是非常令人激动的消息。
有一天，我和村子里的几个女孩们聚在一起玩的时候，一个看起来有四十几岁的朝鲜男人走了过来。他说他刚刚从广东回来，那里好玩极了。他还说，在广东能赚很多钱，能够有好衣服穿。他的这些话和村子里的传闻是一样的，所以打动了我和朋友的心，我们没有丝毫怀疑，更没有冷静地想想，广东到底在哪里？我们去那里到底要干什么活？等等，我们只想能够快点到那里去。现在看来，那时候真傻，连要去的广东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就糊里糊涂地准备上路了……
毫无疑问，我们如果把要走的消息告诉家里的人，他们肯定不愿意让我们这些没有结婚的小女孩到外面去闯荡。我自己考虑了几天后，终于没告诉家里的人就跟着那个男人走了，我没有带任何包裹。那个男人带着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去了釜山的初凉洞，那个朋友就是后来在慰安所里被叫做爱子，有时也被叫做静子的朋友。
我们到了初凉洞的一户住宅的时候发现，已有五六个女孩在那个住宅里了。那个男人让我们在那栋住宅里等几天，以后几天，那户住宅的主人给我们办了身份证、渡海证。在又召集了几个女孩后，我们就坐轮渡离开了釜山，把我带出家的那个男人就是我们的负责人，当时船上一共有15个姑娘。
我们乘坐的船经过下关和台湾之后，最终到达的目的地是中国的广东。
我们是在晚上到达广东的。下船后，他们用军用卡车把所有的女人都运到了一个饭店。
第一天，我们是在那个饭店里过的夜。那个饭店是一个西式饭店，饭店里的每间住房有两张床，而他们却让我们五个人住进一个房间，两三个人挤睡在一张床上。第二天早上军用卡车又来了，所有女人们都上了车，我们都坐在卡车后面的斗车里。卡车走了很长时间后我们看见了部队的营房，又看见在离部队营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建筑物，那就是慰安所。在当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慰安妇”这个词，“慰安所”这个词也没有听说过。现在回过头想想才知道，那就是慰安所。
到慰安所来之前，我们都认为把我们带出来就是要到工厂里去干活的，不过，带领我们出来的那个人却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要去工厂干什么，即使我们到了目的地之后也没有察觉到那就是慰安所。事实上，当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接待男人、“慰劳”男人等等那样事情的存在，更没有想到那样的事情会落到我的头上来。可是，等到在慰安所许多军人拥进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发生那样事情的时候，如同晴天里打了一个霹雳。
我们到那家慰安所的时候，已经有五六个女人在那里了。不管她们年纪有多大，慰安所的主人都让我们叫那些先来的女人“姐姐”，要像军队里的下级军人对待上级军人那样恭恭敬敬地对待她们，而且要听她们的话。
我们到了慰安所后，那些先来的女人们就开始教育我们这些后来的人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我们这些新来的女人没有接待军人的经验，对这方面的事情什么都不懂，所以，她们从最基本的事情开始讲起。那几个“姐姐”很仔细地教了我们怎么接待男人，怎么把避孕套套上，结束后又怎么处理、收拾，等等情况。
在接受教育的那段时间里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我在家里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可是现在这种事情却落到了我身上，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身处绝境，那个地方我完全辨不清方向，我们哪里也去不了。
到慰安所之后，他们给我起了个日本名字，叫蓝子。从那时候开始，我已经不是韩国马山的女孩朴莲伊，而是名字叫蓝子的日本从军慰安妇。
我第一天就接待了两个军人。第一个进来的是年纪较大的军官。我躲着他，而他却向我身上扑来，我推开了他，他又向我扑来。我没有敢大声喊叫，我仅仅是因疼痛而皱着眉头。从那些姐姐们那里受到的教育，使我完全绝望了。所以，我并没有激烈地反对，更没有反抗。
我们的慰安所是中国人居住的房子改建而成的，哨兵们在慰安所周围一天要巡逻好几次。慰安所里的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就像是个住牲口的地方。一个军人进来，我就接待他，他出去后，在外边等待的另外一个人又进来了……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一天接待的军人有时是30个人，有时是40个人。
军人们排着队不断地拥进来，我们都没有时间吃饭。慰安所管理人把饭盘放在我们的房门口，我们在出去洗阴部时吃上一勺饭，在进屋来时再吃上一勺饭。来月经的时候我们也得接待军人，接待一个人就得去洗一次，回来后再接待一个。我们受过特别的嘱咐，他们要求我们重视自己的卫生和军人们的卫生。慰安所的门口放着盛水的洗脸盆，进来的军人们每个人都要洗手。军医每个星期来进行一次性病检查，那倒不是关心我们，而是怕那些军人们染上性病而不能打仗。
刚开始接待军人的时候我疼得受不了，我认为我活不长了，可是过一段时间后，我大量地接待军人后，我却没有死，而是坚持了下来。疼痛还是那样地剧烈，可是不知道是因为年轻身体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反正身体能够坚持下来。这很使我感到吃惊。
部队里举行宴会的时候，慰安妇们都要穿着和服参加，宴会结束后，一般情况下，军官们就把自己喜欢的慰安妇带进自己的帐篷里去。去部队的时候，他们用卡车把我们接过去，可是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不用卡车送了，只能是几个慰安妇一起结伴回来。走夜路还是很可怕，虽然翻过一个山梁就是慰安所，可是想到那什么都看不见的漆黑山路，我们害怕得都发抖，有时都哭了起来。当时我感觉我就像是个被抛弃到这么漆黑的、陌生的异国他乡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依靠，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我接待了那么多的军人，身体倒是还能够坚持下去，可是我的心却始终好像是被关在黑暗里，可怕、寂寞、悲惨。
到了晚上，慰安所的主人来检查当天慰安妇们接待的军人人数，接待军人比较少的和犯了错误的慰安妇要受到惩罚。惩罚是这样的，主人取来一个装满一升水的瓶子，他让那些受处罚的慰安妇们两手举着瓶子站着，那些受处罚者不能动，也不能把瓶子里的水洒出来，否则就要挨打。如果有人对抗处罚。那么她就要被罚站更长的时间，并且被打得更厉害。我们接待军人的时候，如果反抗的话，同样要遭到毒打。我们必须把接待的军人当作“客人”，恭恭敬敬地接待，如果对客人做错了什么的话，主人对我们慰安妇是决不宽恕的，又打又罚站。此外，主人统计了我们每天接待的军人人数后给我们按顺序排了名次，对于那些接待军人少的慰安妇，主人还不按时给她们饭吃，有时候即使给一点儿饭吃也都是一些无法下咽的霉烂食物，还让她们专门去负责打扫厕所，干各种杂活。
刚开始接待军人的时候，我害怕得都发抖，非常想家。从那时候开始，我对我的未来命运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人也变得自暴自弃，开始喝酒。可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就对那种生活麻木了，刚开始的那种害怕的感觉也逐渐消失了，我不再消极地等着主人和军人们来折磨我了，而是打起精神积极地想办法来对付他们。我对于那些爱惹事的军人，能够想办法去回击他们；对于那些坏军人，我也能借着酒劲跟他发脾气；就是军人打了我，我也敢跟他打成一团。
有一天，慰安妇中一个叫玉子的女孩得了病，发高烧，不能吃饭，而且全身就像白杨树摇晃那样发抖。玉子当时还正怀着孕，肚子已经挺了起来。我们接待军人的时候，每次都让军人使用避孕套，可是有时避孕套破裂了，因此一些慰安妇怀了孕。玉子剧烈地发抖，我们几个人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大家分别扶着她的腿和头，照料着她。虽然为了救玉子我们忙了整个晚上，费了很大的劲，可是第二大早上，玉子还是死了。
一天，我偶然走进慰安所后边的甘蔗地，看见几个瓷缸被埋在田埂上。我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走了过去，结果我首先闻到从那些缸里散发出来的令人恶心的臭味，接着我看见了缸里的人骨头，那是贫穷的当地人没有将人的尸体立刻下葬而停放在那里的，当地人要把尸体先放进瓷缸里，过一段时间以后再埋到土里去。可是雨水就从打开的缸盖边流进了缸里，浸透了尸体，腐烂的气味就散发出来了，我们慰安所后面令人要呕吐的味道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看到那每个缸里放着的尸骨，我害怕极了，我联想到了我自己，我要一不小心也会变成这样腐烂而发臭的尸体。
后来在慰安所里，我也看到吞了碱或甲酚试图自杀，或得了肺病而痛苦死去的慰安妇们。对于她们我当然很同情，可是越见到那样的情况，我要活下来的意志就越坚定。
我也有一次差一点儿丢了命的经历，那次我患了疟疾，在南方稍有不慎就容易得上那种病。发病的时候，我发烧，全身也是剧烈地发抖，就那样持续了好几天。我长时间地服用奎宁药，后来我的脸都变成了蜡黄色，而经常打针的地方也都化了脓，并已经烂透了。结果，我只好又到野战医院做了手术，把烂透了的皮肉割掉后，那个地方才慢慢愈合，这个过程中虽然感到疼痛异常，可是我抱着要活下去的念头，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
军人们到慰安所来的时候，先在门口售票处交钱，主人就给他们发票。军人们拿着票走进我们的房间，他们把票给我们，一天结束后，我们就把积累起来的那些票交给主人，主人会把我们一天接待多少人的情况记在账簿上。主人按月统计账簿上记载的慰安妇们接待军人的人数，然后为我们排名次，如果谁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主人就在给我们配发衣服时，把最好的衣服给她们，吃饭时也给她们吃最好的。而且，如果哪个慰安妇继续排名第一，那么主人就会在几个月后送给她一枚戒指。当然，主人也要惩罚那些不受军人欢迎，名次一直排在后面的慰安妇们。主人让这些慰安妇去干厨房的累活，或干打扫厕所等脏活。主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挑起女人们的妒忌心，一边拉拢，一边威胁来进行管理。慰安妇们为了得到好一点儿的待遇，就很自然地相互竞争起来，接待的军人多了，我们就能穿上好的衣服，吃上好的饭菜。
当然，要对付那么多军人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使我疲惫不堪。用我单薄的身体应付那么多向我拥来的军人，我无数次感到厌恶、恶心，甚至无法忍受，我的整个身体像灌了铅似的沉重。可是军人们毫不在乎我的感觉，他们不断地向我扑上来，所以我痛恨军人。为了麻痹自己，为了适应那样非人的生活，我要喝很多的酒，生活就是那样，我不得不喝很多的酒。
军人中什么人都有，有比较温和的，也有喝了酒后到我们这里来发疯取闹的。有一次，一个军人还拔出挂在腰上的剑，向和我所在的慰安所的一个慰安妇头上砍去，致使那个慰安妇的额头上缝了八针。
为了不讨主人打骂，我总是在努力干活，可是在三年的时间里，慰安所的主人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分钱。主人说，我的报酬都抵偿了他在我们身上花的费用，而主人说的那些费用，就是指把我从故乡抓出来的过程中所花的一切手续费、路费，以及在慰安所里的饭费、住宿费用、服装费，乃至发给我的化妆品费用。主人说我们欠他多少钱，我们就欠他多少钱，如果我们为此和他顶撞的话，他就打我们，所以我们不敢抗议。我们接待军人所赚的钱中应该归我们的那些钱，我们一分钱也没有拿着，全部用来抵偿我们的债务了，也就是说，我在慰安所的三年全都是在还主人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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